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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游歌行類樂府的意蘊、特征及創作分期

        時間:2020-02-22 來源: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商宇琦 本文字數:11045字

          摘    要: 歌行類樂府作為宋代成就卓著的一類樂府詩,在文學史上有著重要地位。陸游的歌行類樂府數量居宋人之首,且題材廣泛、詩風多變、立意深遠,既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又兼具唐人風神。他的樂府歌行句式錯落有致,音韻和諧悅美,善于通過獨特的意象表現反映時代精神的政治隱喻、寄托微茫,于沿用、借用樂府舊題之同時賦予其新義,并在各個時期呈現出不盡相同的主題意蘊和藝術風格,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歌行類樂府創作大家。

          關鍵詞: 陸游; 歌行類樂府; 樂府詩; 南宋;

          樂府詩作為我國古代韻文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佳作迭出,在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之筆。樂府詩之發展一般以唐為界,可分為唐前樂府詩及唐后樂府詩,不同時代之樂府,其音樂屬性、題材取向、藝術手法、文體地位皆各有殊異。宋代樂府詩,“不僅創獲甚多,成就卓著,而且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各具個性和風采”[1]16,系文學史上繼唐代后的又一高峰。北宋的范仲淹、梅堯臣、文彥博、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蘇軾,南宋的李綱、范成大、楊萬里、朱熹、陳造、王炎、戴復古等文人,皆有質高量大的樂府詩傳世。其中,歌行類樂府又為宋代樂府詩中創作詩人數量最多、發展變化最快、最具個性與特色的一類樂府詩1,數量亦蔚為可觀。

          所謂“歌行類樂府”,即“樂府歌行”,唐以后對此概念之討論代不乏人,其中以明人胡應麟及胡震亨的總結性歸納最為精到,王輝斌先生對此論之已詳2,茲不復贅述。本文所論之陸游歌行類樂府,是指《劍南詩稿》中含有“歌”“行”“歌行”及“嘆”“怨”“曲”“吟”“詞”等字樣的全部新舊題樂府。

          陸游共有147首歌行類樂府傳世,占其全部271首樂府詩的約54%3,數量超邁北宋諸家。陸游歌行體樂府名篇眾多,受后世不少詩評家肯定,為選詩者所重視4。就陸游詩體研究而言,學界多側重于討論放翁之律絕5,對陸詩其他體式之探究則寥若晨星,更遑論專題研討陸游歌行類樂府者6,不免令人有遺珠之嘆。迄今,唯王輝斌先生《論宋代的歌行類樂府》、孫啟祥《論陸游樂府詩的體裁及其他》7二文提及并概述了陸游樂府歌行的思想主題、體裁等內容,然限于選題及文章篇幅,它們并未就陸游歌行類樂府作更細致、全面的探析,兩位先生學術視野廣博、見解精到,亦為筆者的研究提供了借鑒。總之,迄今為止,學界對陸游歌行類樂府的專題考察仍未臻深入,尚須進而論之。

          一、陸游歌行類樂府的多重意蘊與風致

          陸游熱衷于樂府詩創作,其《劍南詩稿》幾乎每卷均收錄有一定數量之樂府詩,甚至詩人垂暮之年仍作有不少長篇樂府歌行組詩,其樂府創作時間之長、數量之多亦為其他南宋詩人所不及8。作為占據陸游樂府詩大半江山的歌行類樂府,更以其豐富之詩材、卓越之詩思記錄著詩人甘苦悲欣的生命體驗,刻畫出詩人復雜多感的心路歷程,譜寫了一首首豪邁俊爽、想象奇麗、余味無窮的長歌。

          (一)矢志報國與壯志未酬之歌

          陸游一生以矢志報國、收復中原為己任,奈何“一寸丹心空許國”(《獨坐閑詠二首》)9、“報國欲死無戰場”(《金錯刀行》),雖然殘酷詭譎的政治現實總令詩人事與愿違,但這并不妨礙其于詩中上報天子下救黔首,吹響抗金復土的戰斗號角。因此,托古諷今、隱喻現實且抒情性極強的樂府歌行10便成了他抒懷言志的最佳選擇。試看《出塞曲》:

          佩刀一刺山為開,壯士大呼城為摧。三軍甲馬不知數,但見動地銀山來。長戈逐虎祁連北,馬前曳來血丹臆;卻回射雁鴨綠江,箭飛雁起連云黑。清泉茂草下程時,野帳牛酒爭淋漓。不學京都貴公子,唾壺麈尾事兒嬉。

          時值淳熙四年(1177)冬,陸游寓居成都,心中所懷卻為從戎殺敵之志,詩風豪健沉雄,捐軀赴難之想、慷慨濟世之心隱然可窺。詩人高義凜凜,自然與那些“唾壺麈尾事兒嬉”的“京都貴公子”有著天壤之別。
         

        陸游歌行類樂府的意蘊、特征及創作分期
         

          周必大稱放翁為“小太白”[2]137,可見陸詩頗得太白風神。陸游此類樂府歌行頗得唐人豪壯瑰奇風致,最能體現出“小太白”的特色。如《出塞曲·三尺鐵如意》:

          三尺鐵如意,一枝玉馬鞭。笑把出門去,萬里行無前。當道何崔嵬,云是玉門關。方當置屯守,征人何時還。馬色如雜花,鎧光若流水。肅肅不敢嘩,遙望但塵起。日落戍火青,煙重塞垣紫。回首五湖秋,西風開芡觜。

          此詩語言剛健爽朗,氣勢雄豪,“玉門關”“征人”“戍火”等邊塞意象在詩人生花妙筆之下不斷得到重新組合,展現出如唐人邊塞詩般的豪邁昂揚、壯闊飛動之美。《御選唐宋詩醇》評之曰:“蟠奇氣于簡古,著鮮華于老健,不徒作悲涼語氣。體絕似太白”[3]849。再如《塞上曲四首》其二:“將軍許國不懷歸,又見桑乾木葉飛。要識君王念征戍,新秋已報賜冬衣”,則“自合唐音”[3]895,置之唐人別集中亦難分辨。放翁此類樂府歌行,最能體現其“天才豪邁,筆勢遒勁”[2]106之風致,詩風雄健,將滅虜豪情深蘊骨力之中,讀之令人振奮。

          (二)自持自適與豁達超曠之音

          陸游歌行類樂府中,抗金報國、英雄失路等題材占據了大半,“誓死抗金,收復中原,是陸游詩歌思想的內核之所在,而其于歌行類樂府中則表現得尤為突出”[4]88。事實上,陸游認為雄豪悲健之作固然能打動讀者,超越逆境后的沖和淡泊之音亦可產生佳作。其《曾裘父詩集序》云:

          若遭變遇讒,流離困悴,自道其不得志,是亦志也。然感激悲傷,憂時憫己,托情寓物,使人讀之,至于太息流涕,固難矣。至于安時處順,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發為文辭,沖淡簡遠,讀之者遺聲訓,冥得喪,如見東郭順子,悠然意消,豈不又難哉![5]157

          陸游認為,要想“超然事外,不矜不挫,不誣不懟”,實現自我超越,達到自持自適的豁達心境,亦非易事。而“宋人普遍對人生有深刻的理性認識,欣賞悠然自得的生命情調”[6]這一時代風氣,亦使陸游將自身放曠通達、樂天保足的精神氣質注入到歌行樂府詩的外殼中,體現出直面苦難、恢廓視事的處世哲學之同時,亦有慰藉心靈、蕩滌情志的功用。如《長歌行·燕燕尾涎涎》中,即寄寓著詩人對世間悲歡、生命無常的獨到見解:

          燕燕尾涎涎,橫穿乞巧樓,低入吹笙院,鴨鴨觜唼唼。朝浮杜若洲,暮宿蘆花夾。嗟爾自適天地間,將儔命侶意甚閑。我今獨何為,一笑乃爾慳。世上悲歡亦偶然,何時爛醉錦江邊。人歸華表三千歲,春入箜篌十四弦。

          類似的主題,還可在《后春愁曲》中窺見一二:

          六年成都擅豪華,黃金買斷城中花。醉狂戲作春愁曲,素屏紈扇傳千家。當時說愁如夢寐,眼底何曾有愁事。朱顏忽去白發生,真墮愁城出無計。世間萬事元悠悠,此身長短歸山丘。閉門堅坐愈生愁,未死且復秉燭游。

          要之,陸游借助歌行體的抒情特點,以理性之思考和豁達的智慧處理人生之憂患,身窮而心達,實現了人格的嶄新陶冶與詩情的巨大激發,充分展現出宋人自持自適的詩學精神。

          (三)感懷民瘼與褒贊風俗之調

          關懷民瘼、心系蒼生是歌行類樂府中常見的主題。唐元和年間,白居易、元稹以“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7]為己任,創作《秦中吟》十首、《秦婦吟》等歌詠民生疾苦之章,其后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皆作有此類佳作。宋代,歌行類樂府中出現了更多的詠嘆民生凋敝之作,如梅堯臣《野田行》《山村行》,劉敞《田家行》《荒田行》,蘇軾《吳中田婦嘆》《鴉種麥行》,周紫芝《夏熱嘆》《秋霖嘆》《秋蝗嘆》,范成大《臘月村田樂府十首》等,皆為此類題材名篇。

          陸游曾評價李賀樂府詩雖詞藻瑰麗、奇崛詭譎,然現實意義缺失:“或問放翁曰:‘李賀樂府極古今之工,巨眼或未許之,何也?’翁云:‘賀詞如百家錦衲,五色炫耀,光奪眼目,使人不敢熟視;求其補于用,無有也。’”[8]由此可見,陸游強調樂府詩當有補于世,而不應只追求筆力的雄奇與文采的斑斕。縱觀陸游《云童童行》《農家嘆》《董逃行》等歌行類樂府,往往觸事寓興,直指時政之弊、憂心民眾疾苦,無疑是這一詩學精神的堅定實踐者。如《農家嘆》:

          有山皆種麥,有水皆種粳。牛領瘡見骨,叱叱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愿樂太平。門前誰剝啄,縣吏征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人孰不憚死,自計無由生。還家欲具說,恐傷父母情。老人儻得食,妻子鴻毛輕!

          詩歌描繪了某農戶不堪縣吏征租而被收押窮笞后不敢歸告父母的不幸遭遇,并在詩末發出“老人儻得食,妻子鴻毛輕”的沉重喟嘆。而每逢旱季,詩人便憂心忡忡,對下層勞動人民寄予了深切同情。

          陸游對鮑照樂府詩《東武吟》頗為推重,指出此詩流播千載之奧秘在于“蓋其山川氣俗,有以感發人意,故騷人墨客,得以馳騁上下,與荊州、邯鄲、巴東三峽之類,森然并傳。”[5]150無獨有偶,以歌行類樂府描摹人文景觀、山川風俗,亦為陸游所擅。如《采蓮曲》《賽神曲》《豐年行》《農家歌》《三峽歌》《荊州歌》等,皆為此類名篇。限于篇幅,此處僅以《荊州歌》為例試作分析:

          楚江鱗鱗綠如釀,銜尾江邊系朱舫。東征打鼓掛高帆,西上湯豬聯百丈。伏波古廟占好風,武昌白帝在眼中。倚樓女兒笑迎客,清歌未盡千觴空。沙頭巷陌三千家,煙雨冥冥開橘花。峽人住多楚人少,土鐺爭餉茱萸茶。

          《荊州歌》非陸游首創,李白亦作有《荊州歌》,然這同題異作的兩首歌行“內容完全不同,而且其格調、風味也迥然有別”[1]20。李白之作寫荊州婦人對在外經商丈夫的思念與擔憂,放翁之篇側重描寫荊州之風物民俗;詩風上一迂曲哀怨,一直截輕快。翁方綱評此詩曰:“放翁《荊州歌》七古,儼然竹枝”[2]310,說明此作在描繪荊州社會文化及人文地理方面頗為成功。

          綜而言之,陸游歌行類樂府題材廣泛,無所不入,無所不括,且風格多變,立意高遠,詩思新奇,上追唐賢歌行,“在北南兩宋的樂府詩中,乃是無人可與之比肩的”[1]19。

          二、陸游歌行類樂府的藝術特征

          陸游歌行類樂府不僅洋溢著濃烈誠摯的拳拳報國情思,取材廣泛,還通過地理空間書寫、宮怨與俠士書寫以托古明志、排愁遣憂,有著句式多樣、音韻和諧悅美的特點,并在沿用樂府舊題之基礎上借題發揮、賦以新義,在宋代歌行類樂府中別具特色。

          (一)含蓄寄托之隱喻與言志感懷之意象

          陸游歌行類樂府中有兩組經典意象,少見或未見于宋人歌行樂府之中,呈現出獨創性與多樣性之統一,具有一定的典范意義。

          1.地理空間書寫

          歌行類樂府多出邊塞詩名篇,如王昌齡、李白均作有《從軍行》、王翰《飲馬長城窟行》、李賀《雁門太守行》等。陸游歌行類樂府中亦有不少邊塞題材之作,在擴大歌行樂府題材范圍之同時,還通過一些特定的地理空間書寫寄予深沉的個人懷抱與政治理想。其實,詩人所作部分樂府歌行中的地理意象早已超出南宋版圖,故多為想象之辭,與岑參的西域紀實之作有本質區別。例如《長歌行》“何當凱旋宴將士,三更雪壓飛狐城”中的飛狐城,時屬金國西京路;《征婦怨效唐人作》中“萬里安西久宿師,東風吹草又離離”中的安西則為盛唐時代之疆域;詩人《涼州行》所描繪的“涼州四面皆沙磧,風吹沙平馬無跡”景致亦僅限于想象,因涼州于北宋時期便為西夏所占領;《焉耆行》中“焉耆山頭暮煙紫,牛羊聲斷行人止”與“焉耆山下春雪晴,莽莽惟有蒺藜生”的畫面亦為詩人虛構產生,焉耆山又名焉支山,在今甘肅山丹縣境內,當時并非南宋疆域;《出塞曲》中“朝踐狼山雪,暮宿榆關云”“將軍羽箭不虛發,直到祁連無雁群”中的狼山、榆關、祁連山,《將軍行》“天山熱海在目中,下殿即日名煊赫”之“天山”“熱海”,乃至《塞上曲》“當道何崔嵬,云是玉門關”所寫之玉門關,皆系詩人之想象而非親歷。陸游借助此類漢唐空間意象,一方面流露出其對漢唐盛世的向往,另一方面亦想通過樂府歌行創作實現“九州”的完整,確立南宋王朝地德的合理性,具有極強的政治指向:“其文學世界里的地理意象與空間想象,塑造了南宋王朝時代精神的政治隱喻。”[9]而且,陸游在此中所劃定的國土范圍,“不僅包括中原及燕趙青徐等,更到幽州、雞鹿塞、榆關而至燕然山,西邊則以超邁的想象涵括了天山、北庭、安西等”[10]。故此,我們不僅要讀出陸游此類樂府歌行中的邊塞異域風光,更要透過詩中的地理方位領悟詩人所寄予的深沉的家國意識與歷史興亡感。

          2.宮怨與俠士書寫

          唐宋為宮怨詩創作的鼎盛時期,出現了不少以樂府寫宮怨之作,如李白《玉階怨》《妾薄命》、白居易《上陽白發人》、張籍《楚妃怨》、陸龜蒙《婕妤怨》等,皆為此中名篇。陸游宮怨題材的歌行類樂府在刻畫人物形象上頗為成功,如“今年選后宮,連娟千娥眉;早知獲譴速,悔不承恩遲”、“春風時送簫韶聲,獨掩羅巾淚如洗。淚如洗兮天不知,此生再見應無期”(《長門怨》)中失寵于武帝的陳皇后,“妾雖益衰兮尚供蠶桑,愿置繭館兮組織玄黃。欲訴不得兮仰呼蒼蒼,佩服忠貞兮之死敢忘”(《長信宮詞》)與“豈知辭玉陛,翩若葉隕霜。永巷雖放棄,猶慮重謗傷”(《婕妤怨》)中雖見棄君王卻仍守忠貞的班婕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有別于一般純粹描寫宮女幽怨之宮怨詩,陸游實欲借陳皇后為漢武帝廢后、班婕妤失寵于漢成帝之史實,寄托政治上之失意遭遇,“忠厚悱惻,深于言怨”[3]847,充斥著詩人孤忠耿耿而不得用,面對和議已成、北伐無望的深切哀慟。除宮怨題材外,俠士書寫亦為鮮見于宋人歌行樂府中的獨特主題。如“一身獨報萬國讎,歸告昌陵淚如雨”(《劍客行·我友劍俠非常人》)中堪比荊軻的俠士,“誓當函胡首,再拜奏北闕。逃去變姓名,山中餐玉屑”(《劍客行·世無知劍人》)中功成身退的劍客,等等。然這些俠士與李白《俠客行》中“十步一殺人,千里不留行”的好飲、重匹夫意氣以報私仇的普通俠士劍客有所不同,他們是為復宋室中興而行俠天下,亦是宋金對峙時局下詩人赤心耿耿的英雄主義寄托之所在。

          (二)錯落有致之句式與和諧悅美之音韻

          樂府詩句數、字數隨時代的演變而發展,其具體的節奏形式亦隨音樂曲調的嬗變而有所不同。胡應麟《詩藪》云“世以樂府為詩之一體,余歷考漢魏六朝唐人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近體、排律、絕句,樂府皆備有之”[11],可見樂府詩句度之復雜。宋代歌行類樂府較前代而言,其中一個特點便是齊言體數量的大幅激增,“宋代的歌行類樂府,無論是五言還是七言,卻幾乎全為齊言體”[4]93。陸游的歌行樂府雖以齊言體為主,然仍有不少雜以三言、八言、九言、十言乃至十二言者,在以齊言體歌行為主流的宋代,獨具一格。譬如,間以三言類:“火其書,廬其居,佛亦何曾可掃除”(《醉歌》);群陰伏,太陽升,敵退塞,宋中興”(《塞上行》(一作《胡無人》);“云童童,挾雨來。雨未濡土云已開,不能為人斂浮埃”(《云童童行》);“冠一免,不可以復冠;門一杜,不可以復開”(《短歌行》);間以七言者:“嗚呼!人生難料老更窮,麥野桑村白發翁”“不羨騎鶴上青天,不羨峨冠明主前。但愿少賒死,得見平胡年”(《長歌行》);間以八言類:“君不見塞上失馬翁,馬去安知不為福。又不見新豐折臂翁,臂廢身全老鄉國”(《兩翁歌》);間以九言類:“我愿一日一百二十刻,我愿一生一千二百歲。四海諸公常在座,綠酒金尊終日醉”(《日出入行》);間以十言類:“君不見宣房塞河百萬人,一旦橫流由蟻隙”(《冬至夜坐作短歌》),等等。這些雜言體詩相較齊言體詩,不僅于章法結構上更加靈活,且使全詩音節響亮、節奏鮮明、錯落有致,“抑揚頓挫,長短節奏,各極其致”[12],于音樂美上較齊言體更勝一籌。

          (三)沿用舊題,賦予新義

          樂府詩特別是古題樂府,在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中形成了相對固定的主題。然后世文人出于寄托不同懷抱之需要,同一題目往往會衍生出各異的內容。陸游歌行類樂府,于沿襲古題之同時,又賦以新義、翻新題材,仿古之時不忘出新,擴大了詩題的表達空間。例如,《樂府解題》釋《短歌行》曰:“《短歌行》,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晉陸機‘置酒高堂,悲歌臨觴’,皆言當及時為樂也。”[13]釋《長歌行》云:“古辭云‘青青園中葵,朝露待日’,言芳華不久,當努力為樂,無至老大乃傷悲也。”可見,《短歌行》《長歌行》的古義是“努力為樂”、“及時為樂”。陸游的數首《長歌行》《短歌行》,并不拘泥于傳統古義,或云退閑之樂而忘進退之憂:“炎天一葛冬一裘,藜羹飯糗勿豫謀。耳邊閑事有何極,正可付之風馬牛”(《短歌行·上樽不解散牢愁》);或云功名未立、報國無階:“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長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或浸透著壯志消殘于杯酒中的無奈與悲涼:“吾曹浮脆不自悟,乃欲冠劍常崔嵬。勸君飲勿用杯酌,但當手提北斗魁”(《短歌行·冠一免不可以復冠》)。樂府古題《前有一樽酒行》,本義為祝賓主長壽,其后李白又加以發揮,使其成為及時行樂之辭。陸游則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書寫肌理,時有牽乎己之痛與牽乎國之嘆,注入了特定的時代精神,譬如《前有樽酒行二首》其二:“丈夫可為酒色死,戰場橫尸勝床第。華堂樂飲自有時,少待擒胡獻天子。”此外,陸游部分新題樂府歌行亦與前人同題之作主旨不同。以《楚宮行》為例,唐人張籍之作,主要敘寫宴游射獵場景之華美壯大;陸游之作,則于表現楚王駕游射獵的宏大場面之同時,以“國中壯士力已殫,秦寇東來遣誰射”作結,托古諷今,借楚王游獵享樂徒耗國力而無以抵御秦國入侵之古事,勸諭南宋朝廷當臥薪嘗膽、枕戈待旦以防備金國隨時可能之南犯,旨趣上也更近乎古樂府的怨刺激揚之風。陸游這些沿用舊題而消解本事、賦以新義的歌行類樂府,以人生經歷、南宋時事為源泉,輔以詩人自身獨特的精神氣質,按照自己的生活與藝術經驗,頗為自覺地進行樂府詩題的藝術革新與翕變。

          三、陸游歌行類樂府的創作分期

          陸游的歌行類樂府的創作,主要可分為四個時期,即乾道九年(1173)—淳熙四年(1177)成都時期,淳熙六年(1179)—七年(1180)提舉福建常平茶事、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時期,淳熙十三年(1186)—十四年(1187)知嚴州時期,淳熙八年(1181)—淳熙十一年(1184)及紹熙四年(1193)—嘉泰元年(1201)的鄉居山陰時期。陸游集中創作歌行類樂府的幾個階段,與其仕宦生涯之變遷、地域空間之轉換、創作心態之嬗變正若合符契,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盡相同的創作特征。

          (一)成都時期

          乾道八年(1172)末,王炎征西大幕解散,陸游帶著“此身合是詩人未”的自問經劍門關輾轉至成都,任成都安撫司、四川制置司參議官,開啟了為期三年的成都幕府生涯。從南鄭前線退入后方,意味著詩人功名難立和“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14]12058戰略理想的破滅,一方面是志士失路、感時憂國的苦悶悲憤,另一方面是錦官城天府沃野、賢友賓朋所帶來的慰藉,二者相互交織,形成了陸游矛盾而復雜的心靈世界。此時期,詩人作有《成都行》《醉歌》《寶劍吟》《金錯刀行》《斷碑嘆》《蜀酒歌》《古藤杖歌》《春愁曲》《塞上曲》《長歌行》《劍客行》《玉京行》《出塞曲》等新舊題樂府歌行十幾首,或借以排憂,或述懷明志,形成第一個創作高峰。《成都行》《蜀酒歌》《斷碑嘆》等作,則以蜀地人文淵藪為題材,將四川風物特產、歷史遺跡熔鑄于歌行中,顯現出極強的藝術功力。而《金錯刀行》《長歌行》《劍客行》《出塞曲》等銳意進取、奮發踔厲的浪漫雄豪之作,效仿唐人尤其是李白、岑參歌行樂府,或沿用詞句,或奪胎詩意,在陸游樂府歌行創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二)提舉福建常平茶事、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時期

          自蜀東歸不久,陸游即除福建路常平茶事,旋又除江西路常平茶鹽公事。陸游仕宦閩、贛期間,“宦情淡薄,生活寂寥,但詩篇多慷慨激昂之作”[15],這尤其體現在其《出塞曲》《前有樽酒行二首》《大將出師歌》《碧海行》等大聲鏜、豪壯奔放的歌行類樂府上。而對游宦生涯的厭倦,又使詩人常發思歸、思蜀之詠,借詩酒排遣情累。如此心態,在其歌行樂府中亦清晰歷歷。如“惟有釣船差易具,問君胡為不歸去”(《長歌行·人生宦游亦不惡》)、“世上悲歡亦偶然,何時爛醉錦江邊”(《長歌行·燕燕尾涎涎》)。這一階段,詩人歌行樂府的數量雖不及成都時期,但無論是詩歌的遣詞造句、謀篇布局,抑或意象的錘煉、悲健詩風的塑造,都體現出詩人追步漢魏唐人樂府的自覺意識、對前人同題之作的體認超越及以古為新的詩學嘗試。

          (三)知嚴州時期

          淳熙十三年(1186),閑居多年的陸游赴行在,受朝命知嚴州。陛辭時,孝宗諭之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14]12058帶著孝宗的“口諭”,以孤臣、志士自許的陸游于嚴州任上仍賦有多首愛國歌行,其中名篇如《焉耆行》《塞上曲》。《荊州歌》《東吳女兒曲》等,則是詩人繼蜀中作《成都行》《蜀酒歌》等之后的又一批以樂府歌行泛詠風土的作品,具有強烈的地域印記和深厚的人文蘊涵。此外,他又作《芳草曲》《估客樂》《桐江行》等,在儒釋互濟下追求精神之淘洗,體悟超越苦難后的平靜與淡然。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陸游充分發揮元白新樂府“刺美見事”[16]254的主旨,學習樂府詩“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后世之人”[16]255的功能,以《楚宮行》微諷南宋朝廷上下偷惰宴安、忍恥事仇的茍且現象。這也是嚴州時期陸游對前幾個階段歌行類樂府創作主題的一次豐富與拓展。

          (四)鄉居山陰時期

          陸游一生的絕大部分時間均在山陰度過,而鄉居山陰時期亦是陸游歌行類樂府創作數量最多、題材最廣、持續時間最長、詩藝最為精湛成熟的時期。鄉居時期的陸游,仍系心國事,心憂民瘼,詩人素心雖愿老溝壑,然大義未敢忘君臣,忠君報國、收復失地之志愈老愈堅。“渭南以一書生,蒿目當涂,彎弧躍馬之思,既老不釋。”[2]187這在其樂府歌行中尤為突出,如《大雪歌》《醉歌》《出塞曲》《秋風曲》《將軍行》《小出塞曲》《涼州行》《悲歌行》《塞上曲四首》《秋月曲》《凄凄行》等,在長篇短詠中述其懷抱、寄寓悲憤,情感深沉充沛,顯示出高超的詩藝造詣和深遠的詩史影響。退居期間對功名未立而老境將至的焦慮、對時間流逝的體認與思考,亦為這一時期陸游歌行樂府中的常見主題。如“但見旦旦升天東,但見暮暮入地中。使我倏忽成老翁,鏡里衰鬢成霜蓬”(《日出入行》)、“就令未死身日衰,朱顏已去誰能那”(《放歌行》)等,蔚然有古樂府風韻。亦大量涌現以超越仕途得失、追求超曠自適為主題的樂府歌行作品,成為陸游晚年生活中的另一種人生底色,如《后春愁曲》《避世行》《放歌行》《長歌行》《蓬萊行》等等。陸游在繼承古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17]創作精神之同時,亦從美刺傳統出發,在《云童童行》《董逃行》《農家嘆》中哀憫生民多艱,希冀高居廟堂者當勤政澤民、寬紓民力。而古樂府的贊頌功能,亦于此階段的《賽神曲》《采蓮曲》《豐年行》中得到呈現。山陰作為一片與官場相對立的隱逸空間,使置身其中的詩人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創作樂府歌行、鍛煉詩藝,傳遞著其他幾個時期已形成或尚未具備的多元情蘊和新鮮的表現技巧,形成了獨到的精神面貌和藝術魅力。可以說,陸游紹熙四年(1193)后鄉居時期的樂府歌行創作,才真正臻于成熟,達到了創作生涯中的高峰。

          綜上所論,歌行類樂府作為宋代創作甚多、成就卓著的一類樂府詩,在宋代文學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陸游作為中國文學史上樂府詩創作數量僅次于楊維楨的詩人,其歌行類樂府不僅數量頗豐,且題材廣泛,風格多變,立意深遠,有著追摹唐人的豪健瑰奇之風。陸游的樂府歌行句式錯落有致,音韻和諧悅美,善于通過獨特的意象表現反映時代精神的政治隱喻、寄托微茫,于沿用、借用樂府舊題之同時又賦予其新義,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歌行類樂府創作大家。陸游集中創作歌行類樂府的幾個時期,與其仕宦生涯之變遷、地域空間之轉換、創作心態之嬗變正若合符契,并在各個階段呈現出不盡相同的主題意蘊和藝術風格。然學界幾無對放翁歌行類樂府進行專題考論之作,未能從真正意義上揭示詩人樂府歌行的創作特色與文學價值,值得我們進一步挖掘和持續關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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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M].北京:中華書局,1962:756.

          注釋

          1北宋梅堯臣、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郭祥正、晁補之,南宋李綱、周紫芝、陸游、楊萬里、孫應時、汪元量皆有歌行名篇傳世。詳參吳彤英《宋代樂府題邊塞詩研究》(河北師范大學2009年碩士論文)、孟靜《宋代古題樂府研究》(河北師范大學2010年碩士論文)、王輝斌《論宋代的歌行類樂府》(《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論宋代的舊題樂府及其新變》(《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羅《宋代樂府詩研究》(北京大學2013年博士論文)、陳瑞娟《宋初樂府詩研究》(《文藝評論》,2014年第6期)等。
          2詳參胡應麟《詩藪》卷三、胡震亨《唐音癸簽》卷一、王輝斌《唐后樂府詩的界定與分類》(《江漢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中對樂府歌行的定義。
          3此數據由王輝斌先生在《論宋代的歌行類樂府》一文中統計得出。
          4例如,田雯直言放翁之歌行可上追杜甫、韓愈,與北宋諸詩文大家相比亦不遑多讓:“至于歌行,惟唐之杜、韓,宋之歐、王、蘇、陸,其鼓駭駭,其風瑟瑟,旌旗壁壘,極辟闔雄蕩之奇”;張培仁盛譽陸游《董逃行》,贊其“悲壯淋漓,實能于李、杜、韓、蘇外,自辟一境,足為千古炯戒;方東樹指出放翁之《長歌行·人生不作安期生》乃《詩稿》中的壓卷之作。而以選錄清前五七言古詩著稱的王士《古詩箋》中,收錄宋人歌行樂府數量情況如下:歐陽修5首,王安石3首,東坡8首,黃庭堅1首,晁補之4首,而陸游竟高達16首。由是可知放翁歌行樂府不僅數量頗豐,其質量亦可圈可點,有一定研究價值。詳參孔凡禮、齊治平編《陸游資料匯編》(中華書局2006年版);王士選,聞人箋《古詩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5如呂輝《陸游七言律詩研究》(陜西師范大學2008年博士論文)、管琴《七律的放翁詩法——從“律熟”的評價說起》(《文學評論》,2016年第4期)、陶文鵬《論陸游的七言絕句》(《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5年第6期)、諸雨辰《突轉與斷片:陸游七絕的構思方式與題材選擇》,(《中國韻文學刊》,2015年第3期)等。
          6事實上,不僅陸游之歌行類樂府,整個宋代樂府詩研究亦面臨著研究格局不夠均衡,有“點”的研究,卻少有“線”和“面”的觀照,多將某位作家之樂府詩與其他詩歌作整體研究,而非單獨研究樂府詩的創作情況,研究空白較多。可參看陳瑞娟《建國后宋代樂府詩研究綜述》(《內蒙古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
          7詳參王輝斌《論宋代的歌行類樂府》(《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0年第4期)、孫啟祥《論陸游樂府詩的體裁及其他》(《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7年第6期)。
          8王輝斌先生認為,在南宋詩人中,唯有陸游是最喜歡也是最擅長于樂府詩創作的一位詩人,這從八十五卷本《劍南詩稿》幾乎每卷都有樂府詩的事實,即可準確獲知。這一事實表明,陸游之于樂府詩的創作,乃是由青年而晚年,以至于終生而為的。(《論宋代的舊題樂府及其新變》,《四川文理學院學報》,2011年第1期。)
          9本文所引陸詩,皆據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為免繁冗,文中只標明詩題,不一一出注。
          10孫啟祥《論陸游樂府詩的體裁及其他》指出,樂府詩托古諷今、隱喻現實的體裁優勢,也許更便于充分表達對投降妥協的譴責、對愛國志士的呼喚、對恢復中原的期盼、對殺敵滅賊的憧憬,減少從政治上授人以柄的可能。
          11此結論為筆者據祝穆《方輿勝覽》、王象之《輿地紀勝》及譚其驤《中國歷史地圖集》進行比照后所得。
          12例如,田錫、歐陽修、蘇舜欽、梅堯臣、周紫芝、周麟之等集中,幾無雜言體樂府歌行。

          商宇琦.論陸游的歌行類樂府[J].成都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1):6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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