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p id="jgvjp"></rp>

        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文學論文 > 少數民族文學論文

        少數民族小說中敘述可靠與否與民族身份的關系

        時間:2020-02-21 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 作者:陳志華 本文字數:12198字

          摘    要: 中國少數民族小說中敘述可靠性與民族身份認同、構建存在密切關系。少數民族小說敘事呈現出不同的敘事交流方式,可靠敘述往往體現為單向度的敘事交流特征,不可靠敘述則因增強了文本的交流對話特性而呈現出豐富的交流層次。中國少數民族小說大多采用可靠敘述的形式展現民族身份,表現本民族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顯現出的民族習俗、風物人情、民族心理等方面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可靠敘述成為中國少數民族小說的重要敘述方式,少數民族小說常常采用有缺陷的人物充當敘述者、二度敘事等敘事策略展現出作者對于民族身份的反思以及對于民族文化建構的探索。

          關鍵詞: 中國少數民族小說; 敘述可靠性; 民族身份認同;

          敘述可靠性問題是研究以小說為代表的虛構敘事性文學作品的一個重要角度。從中國少數民族小說敘事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少數民族小說多為可靠敘述,敘述的可靠性已經成為作家創作、讀者閱讀的一個潛在條件。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少數民族小說敘事中的不可靠敘述現象日益增多,如《塵埃落定》里土司二少爺“我”的瘋癲之語,《百年血脈》中敘述者法蒂瑪回望家族史中的自我開解,《寶刀》中看似冷靜的敘述者“我”的自辯式敘述等。中國少數民族小說中敘述可靠與否與民族身份表達、認同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

          一、敘述可靠性與少數民族小說中的敘事交流

          根據文本世界的相對獨立性特征,我們可以將敘事交流活動大體分為文本內、外兩大交流層次。文本外層面,即文學活動層面,作者通過敘事文本向讀者發送信息,讀者通過文本閱讀達成與作者的交流;文本內層面,即文本內部由隱含作者、敘述者、受述者、隱含讀者共同構成的交流空間。

          可靠敘述往往體現為單向度的敘事交流特性。從文本內層面看,可靠敘述確保了敘述者與隱含作者的價值、認知、審美、道德等方面基本等同,即便存在某些距離,也不至于顛覆敘述者的可靠性。二者距離的接近使得隱含作者在文本中“隱含而不露”,讀者無法從敘述者的敘述中識別出隱含作者的聲音。如果一定要追尋,聆聽到的也只能是隱含作者對于敘述者的肯定。維吾爾族小說家亞森江·薩迪克《魔鬼夫人》中有兩段敘述:“為之進行英勇斗爭的這位賽依德汗國偉大的軍事家、杰出的將領,汗國忠誠的守護者,一位偉大的女性統治者就這樣慘死在這六個卑鄙的小人,無恥的大煙鬼哈里發———蘇菲手中”。[1](P.91)“穆提拉姆公主原先在民眾中的‘女皇陛下’的尊稱,被一些霍加———依禪們誹謗為魔鬼夫人。”[1](P.293)這是全知敘述者對于穆提拉姆以及穆提拉姆反對者的評論,在此,敘述者所傳達的看法顯然與隱含作者一致,甚至與作者亞森江完全一致,認為制造了“千名霍加慘案”的穆提拉姆對于反對者采用鐵腕手段鎮壓是迫于情勢的不得已,應該以行為的目的而非行為本身對穆提拉姆進行評判。

          回族作家張承志的小說《北方的河》主要運用了第三人稱敘述,敘述者以客觀冷靜的敘述聲音自由出入文本中人物的內心,敘述兩位主人公“他”和“她”的所見所思,湟水之濱青楊林的一條水溝里躺著一只破碎了的漂亮的彩陶罐子,文中多次提到這個破碎的彩陶罐,破碎的彩陶隱喻殘缺的生活,敘述者正是通過對于“他”、“她”和“徐華北”等人物遭際的敘述,去講述一代人的生命歷程,審視一個民族的苦難史。由于隱含作者的授權或認同,敘述者常常占據著道德、智力、審美等制高點,以俯視的角度對人物、事件進行品評、褒揚或諷刺,表現出很強的優越感,其敘述的權威性不容置疑。因此,文本往往突出體現為敘述者的獨語狀態。也就是說,由于敘述可靠性的確立,隱含作者與敘述者的聲音合一,即便有時由于自由間接引語的運用等原因,人物的聲音躍入了話語層面,卻依然會被敘述者的聲音所覆蓋(贊同或修正)。

          從文本外層面看,作者對于可靠敘述的運用,使敘述者不僅與隱含作者達成一致,而且也成為作者的戲劇化代言人。在可靠敘述文本中,經常會出現像回族作家張承志那樣非常愛發議論的作者的身影,比如《北方的河》開篇就是一段關于個體成長與歷史語境關系的議論,“我相信,會有一個公正而深刻的認識來為我們總結的”[2](P.3)。如果說《北方的河》只是通過開篇議論為全文奠定基調,那么《金牧場》則在多個章節的開頭或結尾采用人格化的敘述者進行議論,如第九章的結尾“我獨來獨往地歡樂地走在我的流浪路上。我在蒼茫人世中不異于別人但我知道我的血在驅使著我流浪。我看見了唯我才能看見的美好,于是我追逐著一次又一次地啟程了。”[3](P.356)從上述文本中敘述者的系列議論可以見出作者的身影,張承志這一時期的文學書寫著力于理想的尋求,試圖在追尋中反抗平凡,進而將個體的理想主義上升為一種精神信仰,以獲得靈魂的皈依。因而,盡管敘述者以第一人稱的形式成為人格化敘述者,但作品整體呈現為可靠敘述。

          可靠敘述文本往往體現出作者明顯而直接的修辭目的。作者經常通過“發現的文稿”等多種方法來維持敘述者敘述信息來源的可靠性和權威性,而且敘述者還常常以讀者的朋友身份自居,以親切的敘述語調、一以貫之的敘述聲音獲得讀者的信任,有效促成作者對于敘事意旨的傳達。因而,可靠敘述基本體現為讀者不斷糾正自己對故事的理解,逐漸向敘述者靠近,并部分地或最終達成統一的運動關系。敘事的結果是讀者獲得對人物及事件的全新認識,理解作者寄寓于文本中的敘事意圖。“凈化”、“共鳴”等概念很好地體現出讀者在可靠敘述的單向度敘事交流中的閱讀體驗。可靠敘述這種單向傳遞的敘事交流特征,對讀者文本讀解能力的要求也相應較低。
         

        少數民族小說中敘述可靠與否與民族身份的關系
         

          不可靠敘述的敘事交流情況則復雜得多,它打破了敘事信息傳遞的單向性,增強了文本的交流對話特性。一方面,不可靠敘述凸顯出文本內各主體間的距離,從而使文本呈現各主體聲音相互交織的特征。隱含作者收回了可靠敘述中賦予敘述者的權威,盡管敘述者處于前景,占據著有利的表達位置,然而,隱含作者對文本結構的整體安排往往造成對敘述者聲音的否定,并由此發出自己的聲音。文本標題就是隱含作者凸現敘述者不可靠的一種極為常見的標示,并常常寄寓了反諷的意味,苗族作家向本貴的《憨佬的光榮任務》[4]就是這樣一個不可靠敘述文本。小說中的主人公憨佬并不憨,只是為人處世比較老實厚道。鄒書記要在豬籠河搞漂流項目,讓憨佬帶頭買漂流用的橡皮船。憨佬奔著對于鄒書記的信任,接受了這個“光榮”的任務,而最后卻因為漂流項目的不切實際,導致家里的口糧不夠吃三個月,最終被迫離開了家鄉。在此,標題中“光榮”一詞充滿了反諷意味,是對于農村基層干部不切實際搞項目,給村民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的批評。

          此外,敘述者可靠性的消解使人物的聲音在話語層面中獲得了獨立性,甚至構成對敘述者的否定,比如在維吾爾族作家帕蒂古麗的《百年血脈》,敘述者是一位具有反思意識的維吾爾族知識女性,敘述者情感思想上的局限性讓她看不到女兒蘇菲婭叛逆表現背后的原因。她引述了小兒子麥爾丹的話,“她(蘇菲婭)有問題,也是你造成的,你干嘛老把問題都推給她。姐姐只是缺少母愛,其實沒有你想象的那樣復雜”[5](P.165),而作為繼父的蘇風也清楚地看到了繼女蘇菲婭因為母愛缺失而形成的叛逆性格,“你從小沒有母愛,所以不知道怎么做母親”,這些都構成對隱含作者的積極回應,或者說,隱含作者通過讓敘述者對其他人物聲音的不可靠評價,曲折地傳達出對敘述者的否定。盡管人物對敘述者的否定大多來源于隱含作者的安排,然而,當作者所構建的隱含作者放棄意義控制時,人物聲音的這種作用往往需要在讀者以個體的價值觀念介入文本后才能產生,當然,讀者個體的價值觀念常常是以通常意義上的社會共同規范作為背景。

          另一方面,不可靠敘述強化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交流。不可靠敘述文本中各主體的豐富聲音,對作者和讀者構成了有力的挑戰。不可靠敘述對于作者和讀者之間的交流合作關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作者角度看,由于不可靠敘述的運用,作者無法直接介入文本,不可靠敘述者不但無法傳遞準確的敘事信息、進行正確的倫理判斷,反而常常以各種方式干擾讀者對于事件的認知、理解。一味的不可靠只會讓讀者敬而遠之,只有在含而不露的文本編排中,才能激發讀者探尋的熱情,獲得獨特的審美體驗。作者在設置不可靠敘述者時,需要調動各種敘述策略,留下可供讀者理解的文本痕跡。那么,對于敘事人稱、角度等方面的選擇就不僅僅是策略問題,而是能否與讀者實現有效交流的根本問題。這就要求作者既要有高超的敘述技巧,更要注重對讀者多方面的了解,比如讀者可能的閱讀慣例、文化背景等。

          從讀者角度看,不可靠敘述使讀者無法依仗表層的敘述話語獲得對文本的理解,也就是說,文本在讀者面前并非一覽無余,這就需要讀者以積極主動的方式去關注,甚至參與敘事進程的發展。讀者只有仔細地判斷、識別交織于文本中的隱含作者、敘述者、人物等主體的聲音,才能在繞過敘述者的阻拒性敘述后獲得對事件的全新認識。可靠敘述的明晰特性使得讀者往往能越過作者直接從文本獲得理解,比如,我們對《穆斯林的葬禮》的把握基本不需要借助于作家霍達對文本的闡釋,而只需要跟隨全知敘述者所提供的可靠敘述。相反,對于藏族作家阿來《塵埃落定》的理解,則需要透過土司家傻子二少爺“我”的敘述,讀者積極調動個人的閱讀經驗,辨析其中涉及的不可靠敘述感知、評價,從而獲得對于故事新的認識。

          二、可靠敘述:民族身份的展現

          當敘述者對于虛構世界的講述、感知和價值判斷與隱含作者所可能提供的講述及其價值規范之間一致,我們稱之為可靠敘述。少數民族作家大多采用可靠敘述的形式,以展現民族身份,表現本民族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顯現出的民族習俗、風物人情、民族心理等方面的變化,從而在可靠敘述中寄寓對本民族的生活現狀以及未來發展的深沉思考。

          全知敘述是人們熟知的傳統敘述模式。在傳統的第三人稱敘述中,敘述者通常用自己的眼光進行敘事,因而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在事件的報道、感知和評價等方面達成一致,形成敘述的可靠性。然而,自20世紀初以來的第三人稱小說中,敘述者往往放棄自己的眼光而采用故事中主要人物的眼光來敘事,也即第三人稱限知敘事,由此導致敘述聲音和敘事眼光不再統一于敘述者,從而產生不可靠敘述。與之相應,當第一人稱小說中主要采用第一人稱回顧式視角,而淡化第一人稱經驗式視角,類似全知式第一人稱敘述,那么,即便是第一人稱敘述也能生成可靠敘述的效果。因而,從敘述視角來看,第三人稱全知敘述和全知式第一人稱敘述是小說生成可靠敘述的重要敘事策略。少數民族作家常常運用這兩種達成可靠敘述的敘事策略,以展現民族身份。

          具有民族特質的日常生活是少數民族作家成長的現實語境。少數民族作家通過呈現少數民族風情和文化來展示少數民族自身豐富的文化特質。盡管有不少作家采用自傳體或半自傳體的形式,以第一人稱呈現自我成長,然而第三人稱敘述的全景式特點有助于整體展現民族風貌和民族精神氣質。藏族作家意西澤仁的短篇小說《依姆瓊瓊》細致地描摹了藏族人的生活與獨特的民族風情,小說采用第三人稱敘述呈現出一位典型的藏族小姑娘依姆瓊瓊,她“身裹一件已經變得烏黑的舊羊皮袍子,那頂已經磨得無毛的羔皮帽子下面,幾十根長久沒有梳洗的小辮子,被風雪拼命地往后扯拉著”[6](P.81)。意西澤仁不僅通過自然環境、服飾風俗等方面展示出藏族的獨特性,還進一步深入到藏民族性格與習俗當中,比如藏族小姑娘依姆瓊瓊與她的耗牛一起對疾病和暴風雪的抗爭成為貫穿小說的主線,既寫出了藏族人民與耗牛的特殊感情,也展現出藏族人民堅韌勇敢的民族性格。哈薩克族烏瑪爾哈孜·艾坦的長篇小說《天平》中女主人公夏克依達昏迷之后,誦經人艾木都勒采用的是哈薩克民族特有的治療方法,即噴上凈水,并以《古蘭經》進行禱告。“第一次的咒語正中下懷,誦經人噴出的水珠密密麻麻地落在了女人的臉頰上,這個動作一連重復了兩次。還有一次,黑達西的眼睛都不眨一下,死死地盯著。”[7](P.219)小說中的全知敘述者以可靠敘述的方式,講述了艾木都勒、庫德熱、黑達爾、夏克依達這一代人在特定歷史時期相互交錯的命運遭際,其間,描摹了大量富于哈薩克民族風情的畫面,羊羔肉、糜子、炒面、博格達峰、《古蘭經》等富于民族特征的意象反復出現,表現出對本民族生活習俗和民族觀念的認同。

          少數民族作家在表現民族人情風物時,既有對于本民族文化的肯定與贊頌,也常常會以嚴峻、犀利的目光打量本民族歷史文化,正視本民族的歷史和缺點,剖析本民族發展滯后的原因。而第三人稱全知敘述的運用,便于作家以俯瞰的視角,透過具體事項反映本民族存在的各種問題。如土家族向昌云的小說《盤弧寨遺事》寫出了恪守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壓制青年之間感情正常發展所釀成的悲劇。小說塑造的盤弧寨寨民彰祖榮不僅戕害了他人,也因對于傳統陋俗的固守,扭曲了人性,甚至殘害了自身。[8]瑤族藍懷昌的小說《布魯帕牛掉下了眼淚》同樣采用了第三人稱全知敘述,冷靜地敘述了四大瑤寨的長老們沿襲自古以來的寨規,要殺掉何婭妮家唯一的耕牛布魯帕牛,為何婭妮死去的丈夫舉行葬禮,但最終通過女主人公何婭妮之口,對此種重死不重生的不合理的寨規發出了悲憤的呼號,“如果殺了布魯帕牛,責任田怎樣耕?”“這鐵錘捶不爛的寨規,這大火燒不毀的舊習,不是明明白白地燒死活著的人嗎?”[9]此外,哈薩克族青年作家艾克拜爾·米吉提的小說《哦!十五歲的哈麗黛喲……》也是以第三人稱全知敘述講述了封建家長制和私有觀念對純真愛情的損害。[10]土家族作家蔡測海的《白河》中同樣運用第三人稱全知敘述的方式,打量生活在古老的白河兩岸窮困的土家族人,敘述了土家族人自我麻痹式的寬慰,難以適應外面的社會變革,引導人們對民族文化進行反思,擯棄舊的觀念,沖破舊的習俗禁錮。[11]

          第三人稱全知敘述所體現出的敘述的客觀性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作家過度的主體介入,能以更為冷靜而客觀的筆觸反映本民族在社會變革中的優長與不足,以整治和療救為目的,體現出民族改造意識,從而帶著主體意識審視本民族優點與缺點。

          人們通常認為在第一人稱小說中,由于敘述者的人格化,成為文學作品中的一個人物,因而往往容易形成限知視角,無法進入他人意識而成為全知,從而形成敘述的不可靠性。其實不然,正如許多論者看到的一樣,第一人稱小說也可具有全知式的特征。在這類作品中,敘述者的敘述中往往交織著兩種眼光,其敘述也經常在“經驗式”和“回顧式”兩種思維模式中跳躍,表現為個體體驗和自我反思的交替斗爭。當面對已往的自我剖析到一定程度時,敘述者常常不能正視自己,其可靠的報道往往會突然產生一段自我辯解式的讀解,形成不可靠敘述。而當敘述者敢于正視自我,能將回顧式思維滲透進敘述當中,對已然發生的事件以及事件中的人物(尤其是自我)進行反思,形成較為全面客觀的敘述與評價,這樣的敘述往往是可靠的。回族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就屬于此種類型的可靠敘述。敘述者“我”以第一人稱敘述視角敘述了自己闊別草原九年之后再次回到草原,騎著黑駿馬穿越茫茫草原,滿懷愧悔找尋昔日戀人索米婭的故事。敘述者敢于正視自我曾經對于奶奶和索米婭的疏忽,認識到自己當年的執拗和不成熟是造成索米婭悲劇的原因之一。小說以遼闊壯美的大草原為背景,以古老的民歌《黑駿馬》為主線,敘述者“我”在這種廣闊的時空下展開敘述,這顯然不再是為了敘述個體某段難忘的情感經歷和心路歷程,而是暗含著一個草原民族的內心隱秘,將筆觸直抵草原民族凝重的文化積淀深層,索米婭沉默的堅忍中蘊含著草原文化中博大的“母性”生命意識。

          羌族作家羌人六出生于四川盆地西北部的平武縣平通鎮。平通鎮地處四川龍門山斷裂帶,是通往藏羌等民族地區的過渡地帶,與北川、松潘以及甘肅文縣等羌族重要聚居地接壤。羌人六此后工作于南壩鎮,平通鎮和南壩鎮這兩個地方都屬于2008年地震“極重災區”。“我的小說幾乎都是以‘斷裂帶’為框架,為版圖,為背景。可以這樣說:‘斷裂帶是我寫作的分水嶺。’因為‘斷裂帶’,我感到我的寫作終于有了方向和使命感。”[12](P.4)羌人六在《剩下的都尚未成形》中的上述表達,體現出他的創作牢牢根植于他所出生和成長的土地,盡管由于靠近漢區,平武縣羌族的漢化程度甚高,羌語已基本消失,建筑、服飾等也逐漸漢化,但從其斷裂帶的書寫中,可以見出他對于羌族人生活的反思,以及對于羌族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當中如何前行的身份之思。《通過綠色導火索催動花朵的力量》中敘述者“我”講述了母親如何通過哭泣、裝病等方式逼著自己相親成家,從而錯過了自己中意的女孩祝雨桐。敘述者“我”雖然也以經驗者的眼光敘述了對于母親催逼相親的拒斥、無奈甚至苦悶,但更多是從回顧者的眼光,展現出處于斷裂帶的羌族人樂天知命的民族性格。敘述者顯然沒有延續經驗自我對于母親的不滿與抗拒,即便多年后,母親告知當年是裝病才迫使自己相親成婚,但敘述者已然歸于平淡,接受既有的生活,一如小說開篇“時值正午,已在茫茫宇宙摸爬滾打數億年的太陽已然光芒萬丈地坐在空中,像個超級燈泡”[12](P.181)。與漢族許多類似題材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抗爭與追悔不同,敘述者“我”最后對于整個事件的評價可以清晰見出作為羌人“我”的包容性特征。羌族在民族發展過程中與其他民族的交融,使得羌族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特征。

          三、不可靠敘述:民族身份的反思

          在新時期少數民族小說中,“更多的作家民族意識被喚醒,自覺地追求小說的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他們除借鑒他民族的文學技巧外,主要潛心于從本民族傳統文化和民間文學中汲取藝術養分,在博采眾長中加以融會貫通,以豐富小說的藝術表現力”[13](P.12-13)。不可靠敘述成為了少數民族小說家經常運用的敘事策略。與傳統的可靠敘述相比,不可靠敘述不再致力于讓敘述者擔當可靠的故事引導者角色,而往往通過不可靠敘述者對于故事的不可靠報道、感知和評價,呼喚讀者以積極的姿態參與文本意義的解讀乃至構建。相較于可靠敘述對于民族文化的展現與思考,由于隱含作者與敘述者之間的敘述主體分離,不可靠敘述更多展現出作者對于民族文化的反思,以及對于民族文化建構的探索。

          “敘事策略的巧妙運用與歷史文化語境變遷最終導致不可靠敘述的形成。”[14]設置有缺陷的人物充當敘述者、二度敘事等是形成不可靠敘述的重要策略,少數民族作家往往通過上述敘事策略的運用形成敘述的不可靠性。人格化了的敘述者在故事中所體現出的復雜性格以及對于故事中事件和人物的矛盾性敘述或評價,往往體現出民族文化在特定時期或情境下遭遇的困境。隨著民族自覺意識的深入,少數民族作家不再局限于展示本民族的風土人情和文化獨特性,而是更加關注本民族在中國整個歷史發展進程中所處的位置以及遇到的問題。敘述可靠性的逐步顛覆既體現出少數民族作家文學敘事自覺意識的深化,更見出他們對于本民族文化復雜性理解的深入,以及在廣闊的視閾下構建民族身份的探索。

          設置有缺陷的人物充當敘述者是形成不可靠敘述的一種最為重要、也極為常見的文本機制。有缺陷的人物充當敘述者主要分為傻子敘述和天真敘述兩種類型。這兩種類型的敘述者能客觀映射出事物的原貌和人物的外在行為,然而由于認知能力有限、缺乏清晰的理性思維等因素,常常無法對事件做出準確描述和客觀判斷。“傻子敘述”是頗為常見也頗受作家青睞的實現不可靠敘述的文本機制。作為敘述者的白癡或傻子,他們敘述的不可靠性有多種表現方式,既可能是事實報道的不可靠,更多的是對事件感知和評價的不可靠,或者兼而有之。“我的喊聲消失了。下午的陽光傾瀉著,照亮了近處和遠處的一切。我不可救藥,我是個不可救藥的傻子。那就讓我是一個傻子吧!讓天下所有人,土司,管家,下人,男人,女人,偷偷地笑我吧,把口水吐在我的臉上吧,說哈哈,傻子!說呸!傻子。去你媽的,傻子要唱歌了。”[15](P.227)這是《塵埃落定》當中的一段不可靠敘述。敘述者土司二少爺的敘述聲音明顯異于常人,鮮明呈現出非邏輯、非理性的傻子敘述的特點。這段不可靠敘述突出體現出敘述者“我”對自己的矛盾看法:一方面,由于自小周圍的人一直將自己視為傻子,敘述者不由也認可了自我的“傻子”形象;另一方面,敘述者也一直努力擺脫“傻子”這一身份,多次仿佛預言的傻話使得“在父親眼里,我的形象正在改變,正從一個傻子,變成一個大智若愚的人物”。敘述者喊出“開始了!”原本是希冀再次向大家顯示出自己所擁有的預言本領,但預言實現的遲滯又讓敘述者覺得“我所有的努力,都在這一聲愚蠢的喊叫里,煙消云散了”。敘述者試圖用這種非理性的癲狂話語“掩飾對自己的失望和憤怒”。然而,文本很快證實了傻子仿佛先知一般的預言,遠處傳來了槍聲,連父親也忍不住向管家夸贊,“他預先就知道,他比我們先就知道!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傻瓜!”[15](P.228)在此,作為敘述者的傻子語言的非理性和片面性與其預言性和哲理性形成鮮明的對比。

          阿來正是通過傻子敘述這一不可靠敘述形式,引導讀者去思考文本中關于藏民族書寫的深層寓意。“民族作家除了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風俗、倫理十分熟悉之外,還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命運與本民族的興衰榮辱聯系起來,與本民族的政治變革和經濟發展聯系起來,才能深刻洞察民族文化的底蘊和精髓,才能產生強烈的民族歸屬感,才能在感性和理性上真正葉落歸根。只有到這時,民族作家的精神回歸和意識覺醒,才建立在扎實的民族文化認同的基礎上。”[15](P.320)設置具有漢藏血緣的傻子作為敘述者,體現出阿來對于藏族歷史文化的深層反思。阿來出生于漢藏交界地帶的一個回藏結合家庭,文化身份的問題不僅會在生活中時時遇到,更是經常會給阿來帶來精神困擾。不可靠敘述的運用實現了對于嘉絨藏族歷史的創新性書寫。《塵埃落定》既是從傻子這一敘述者的個體角度再現嘉絨藏族歷史,更是阿來努力記住民族歷史的一次嘗試。

          兒童是另一種認知缺陷型敘述者,“天真敘述”也成為常見的實現不可靠敘述的文本機制。在當代少數民族小說中,傻子敘述偶有出現,但天真敘述運用得更多,通過青少年的成長來反思本民族文化傳統以及受時代環境影響在民族生活當中出現的問題。仡佬族作家王華的《逃走的蘿卜》、羌族作家羌人六的《伊拉克的石頭》都是天真敘述的代表性作品。

          《伊拉克的石頭》中敘述者“我”是一位十二三歲喜歡文學創作、性情內斂的少年。敘述者“我”的敘述聲音帶著明顯的孩子氣,鮮明呈現出青春期少年成熟與幼稚混雜的心理特征。這段不可靠敘述突出表現為處于情欲萌動期的少年對自己成長的矛盾看法:他一會兒與班上那些早熟的孩子一起議論好看的語文老師為什么會待在這個留不住好看女人的斷裂帶,與他們一起懷疑語文老師說的“城里空氣不好”“吃得像垃圾”之類的理由是在撒謊;一會兒他又認為自己對老師的喜歡不同于那些“像一群發情的小獸”一樣早熟孩子那種惡心,即便他也對語文老師產生了性幻想。敘述的不可靠性就在少年“我”頗顯幼稚的敘述聲音中清晰地呈現出來。整個文本充滿著這種青春期少年所特有的敘述聲音,對于爺爺與寡婦之間關系的敘述,敘述者既看到了爺爺多年的孤單,寡婦喪失丈夫的苦痛,但又不滿于爺爺經常借東西給寡婦和由此體現出的熱情……這一切真實地展現了處于青春期少年成長的迷茫和彷徨。

          敘述者“我”敏銳地關注到現代社會的發展對地處斷裂帶的羌族人傳統生活方式的沖擊。“伊拉克的石頭”在文本中成為了情欲禁忌的隱喻,它源于“地震后的這幾年,斷裂帶上熱衷享樂和離婚的人越來越多,相信輪回的人越來越少”的現實語境,敘述者“我”以少年的敏銳感受到了羌族人在時代大潮中逐漸喪失了傳統的民族信仰,越來越關注金錢、身體之類實實在在的東西。爺爺對寡婦的過度熱情,對自己的疏忽更是讓敘述者感受到情欲對于傳統家庭關系的破壞,加劇了“我”對情欲的否定,最終導致“伊拉克石頭”這一情欲罪惡意象的生成,從而湮滅了青春期少年正常的情欲。羌人六借用少年“我”的眼光打量卷入社會歷史洪流中的羌族人生活方式、文化觀念的變化,透過“我”的不可靠敘述,引導讀者思考震后羌族文化重建問題,反思在現代社會中,羌族人如何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發展之間的關系。

          “二度敘事”這一概念源自法國敘事學家熱拉爾·熱奈特,它是指有別于敘述者敘述的故事內人物敘述者的敘述。不少文本往往是通過第一層敘述者以各種方式表明第二層敘述者的可靠性,進而確立自己敘述的權威性。這二者事實上無法等同。不論第二層敘述者的可靠性與否,第一層敘述者的講述必然寄寓著某種意圖,而這種意圖往往并不如第一層敘述者所表現的那樣,僅僅是為了講一個故事或者為了達到某種目的。貌似客觀而可靠的第一層敘述者往往是不可靠敘述者。而當第二層敘述者的可靠性也受到質疑時,情況就更為復雜。羌人六的《鐵器時代》、阿來的《格薩爾王》等都是由二度敘事引發復雜的敘述不可靠性的代表性文本。

          《鐵器時代》采用了二度敘事的形式,文本由兩個敘述層構成,第一個敘述層敘述成年后的“我”為何要敘述這個悲劇,第二個敘述層屬于故事主體,敘述年少時的“我”為何會制造這個悲劇。兩個敘述層交織生成的不可靠敘述的效果形成對于羌族性別觀念的反思。在第一個敘述層中,敘述者“我”始終迷惑性地把自己裝扮成一個“冷靜、客觀”的敘述者,認為是家族重男輕女思想對自己的種種傷害,使得少女時期的自己眼睜睜看著弟弟溺水而不施救,最終導致了年幼的弟弟的死亡。然而我們還是能從種種文本跡象判斷出其敘述的不可靠性。而這一推斷有賴于對第二敘述層不可靠敘述的分析。

          文本一開始敘述者就不斷強調其敘述的客觀性,“可以保證的是,我不會因為自己作為當事人而膽怯地把真相捏碎。我僅僅希望,自己能盡量勇敢地、客觀地呈現”[12](P.38)。這類敘述暗示了她對文本的控制和把握能力,并試圖確立她對于整個故事敘述的客觀性。然而,這種“強調”本身就很值得懷疑,讀者不禁要問,敘述者對于自身“客觀”、“冷靜”的強調有何目的?她是否真如自己所說,對所講述的故事采取中立態度?

          在第二敘述層,敘述者以一位初二少女“我”的口吻,敘述了自己在備受“重男輕女”不公的家庭對待之下,如何生成“殺死弟弟”的瘋狂念頭,并最終在年幼的弟弟溺水之時,冷靜地看著弟弟沉入水底而沒有呼救的家庭悲劇。“重男輕女”融入到了羌族民族文化的血脈當中。在“我”看來,即便到了1997年,在“偏遠而貧瘠的斷裂帶”,“鐵也依然是它生活或者生產的主角”,與鐵器時代相對應的是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的羌族社會關系以及由此滋生的“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我”對于羌族“重男輕女”這一落后觀念的反抗顯然具有合理性。然而,“我”又不得不面對,自我在長期的“重男輕女”的家庭環境中所產生的畸形人格。這種復雜心態,導致了“我”在事件報道、感知和評價等各條軸線上的不可靠性。比如,由于對父母長期重視弟弟的不滿,即便父母偶爾表現出來的溫情,也被“我”解讀為炫耀的結果。“家里因為有了弟弟,所有暗淡、憋屈的存在感都被刷新了,爸爸和媽媽也慈悲地讓我留起了長發,甚至有了一條雖然廉價但充滿歸屬感的紅裙子。即便如此,我的內心卻毫無感激,我懷疑他們只是想要炫耀家里有個兒子罷了。”[12](P.43)而實際上,父母也是重男輕女觀念的受害者。敘述者感受的“重男輕女”的壓力不僅來自家庭,更來自斷裂帶這個大環境。自古以來,羌族生存環境較為封閉,更多地依靠血緣、地緣來維持社會關系。羌村人的生產、生活的資源高度依賴于血緣關系來獲取,有著很強的依附性。如果說年幼的“我”尚不能認清這一點,作為后來的“我”顯然能從“母親”“奶奶”的不幸遭遇中,見出同樣為“重男輕女”觀念受害者的艱難。第一敘述層的成年敘述者的眼光顯然滲透到了故事中“我”的敘述當中,意識到了自身的“冷漠”,而這很快又讓位于故事中“我”的痛苦體驗。

          《鐵器時代》以二度敘事的形式使得兩個層面的不可靠敘述形成疊加效應,以敘述者“我”的悲劇,對于羌族文化當中的消極因素進行批判,在敘述中所展示的民族意象、所揭示的民族心理,有助于進一步引導讀者思考在時代的潮流中,羌族人,尤其是羌族女性將如何更好地尋求自我身份,或者說在此基礎上,羌族人如何更好地確證女性身份,在反思中獲得對于羌族民族身份的構建。

          結語

          可靠敘述文本中的敘述者在審美趣味、倫理判斷以及價值觀等方面往往接近于作者(隱含作者),少數民族小說多運用可靠敘述的敘事策略,表現本民族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顯現的民族習俗、風物人情、民族心理等方面的種種變化。20世紀以來,隨著社會歷史環境、文化思想背景及文學自身發展等因素的影響,不可靠敘述日益成為二十世紀中外文學中一種重要的敘事現象。不可靠敘述現象的蔚為大觀既構成少數民族作家敘事意識自覺的潛在因素,也推動了少數民族作家如何對本民族文化進行反思的敘事探索。隨著對民族身份認同認識的深入,少數民族小說家不再滿足于展示民族風情和民族文化,而是觀察和發現本民族在整體歷史發展進程中存在問題,思索和探究本民族未來的發展,以及由此帶來的民族生活、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等方面可能的變化。不可靠敘述打破了敘述者敘述的權威性,從而強化了敘述的反思意味,這與部分少數民族小說家對于民族身份認同的反思相契合,天真敘述、傻子敘述和二度敘事等就成為了少數民族小說家常見的敘事策略選擇。不可靠敘述中的作者、隱含作者、敘述者、人物、讀者等一系列主體,由于處于不同的倫理位置,秉持不同的價值標準,產生倫理規范、身份認知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形成豐富的敘事交流。不可靠敘述所具有的敘述主體不一致所帶來的新的審美體驗,以及對于傳統的單向度敘述接受模式的打破,能更好地呼喚讀者通過辨析敘述者的不可靠性,獲得對于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等方面更為深刻的認識,更好地參與文本意義的構建,這對于更好地展現民族發展進程中的多元文化融合與身份認同,彰顯作家的反思意識無疑有著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1]亞森江·薩迪克.魔鬼夫人[M].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2] 張承志.張承志文集Ⅱ[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
          [3]張承志.金牧場[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
          [4]向本貴.憨佬的光榮任務[A]//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協會.《小說月報》編輯部.放生羊[M].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15.
          [5]帕蒂古麗.百年血脈[M].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4.
          [6]中國作家協會編.新時期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選集藏族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7]烏瑪爾哈孜·艾坦.天平[M].哈依夏·塔巴熱克,麗娜·夏侃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8]向昌云.盤弧寨遺事[J].民族文學,1985(2).
          [9]藍懷昌.布魯帕牛掉下了眼淚[J].民族文學,1983(3).
          [10] 艾克拜爾·米吉提.哦!十五歲的哈麗黛喲……[J].民族文學,1984(12).
          [11]蔡測海.白河[J].民族文學,1983(6).
          [12]羌人六.伊拉克的石頭·序[M].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16.
          [13]李云忠.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14]陳志華.敘事觀念的轉變:從可靠敘述到不可靠敘述[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3).
          [15] 阿來.塵埃落實[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
          [16] 李子賢等.多元文化與民族文學[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3.

          陳志華.少數民族小說敘述可靠性與民族身份認同[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20,41(02):65-71.
          相近分類: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性感美女脱衣全过程 - 视频 - 在线观看 - 影视资讯 - 护爱网